田立︱回忆父亲田余庆先生股指期货行情软件

子栖 子栖 05月12日
田立︱回忆父亲田余庆先生

2015年1月11日出版的第三百十三期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》:“纪念田余庆先生”专号

我对父亲田余庆先生的专业研究所知有限,作为女儿,能回忆起来的主要是他的生活琐事。

父亲1924年生于陕西南郑县,祖父曾在冯玉祥军队中但任过少将军衔的高级幕僚。这个情况是我十几年前去陕西汉中了解到的。

父亲后来填报的档案表,出身一栏为破落地主。如此填写,源于他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不知如何填报出身,对组织讲了自己的家庭状况,组织上说,曾经有土地,现在没有了,填破落地主吧。其实当时家里无地已很多年。1928年,父亲四岁时,祖母受不了祖父讨小,带着一双儿女愤然回了湖南乡下,祖父自此断绝了对大房的所有赡养。孤儿寡母靠卖地为生,不久地卖完了,生活窘迫,祖母直到1939年前后过世,都没与丈夫再见面。之后,父亲与年长十三岁,当小学老师的姐姐相依为命。为了减轻姐姐的负担,父亲大学投考了免费的教会学校——湘雅医学院。父亲后来曾告诉我们,他当年在湘雅的几位同学,解放后成了北京协和等医院的名医。

入学一年后,受鲁迅先生的影响,为了抗日救国,他不安于成为一个医生,申请退学未准,于是以去贵阳做美军翻译为跳板,离开学校。在贵阳短暂停留后,准备去昆明投考西南联大。当时从贵阳到昆明的所有交通工具都很紧张,于是父亲给祖父写信,请祖父联系贵阳机场的军方朋友,帮助搞张机票。祖父回信,叮嘱千万不可让熟人知道有他这个儿子。父亲才明白,祖父不愿意让人知道曾有大老婆一房之事。一到昆明,父亲马上写了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寄给祖父,父子之间从此断了关系,不复有任何信息往来。这件事记录在他的档案里。

父亲先在昆明读西南联大,抗战胜利后回北平读北大。一直是靠奖助金生活的穷学生。父亲在学生时代,不满政府腐败,参加地下党的组织的学生运动。1948年国民党当局登报通缉十二名学生运动积极分子,父亲是其中之一。北大校方尽其所能保护学生,邓广铭先生当时担任校长秘书,听说军警要进校搜捕学生运动积极分子,马上设法通知父亲躲避。罗荣渠先生与父亲同班,让父亲躲到他的寝室。这些事几位先生都曾提及此事。母亲回忆说,她给父亲牙上涂了炭黑,换上长袍马褂,化妆成小贩,经地下党营救进入解放区。北平和平解放后,父亲随晋察冀城工部进城,家里的相册中有一张父亲穿着解放军棉军服、腰挎手枪的照片,就是那时留下的。

解放后,父亲被分配到北平公安局工作。他不愿从政,还是想回学校,经反复申请,终得同意脱离机关。先被批准到人民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,之后才调回北京大学历史系。当年被通缉后去解放区的十二名学生,除了父亲之外,基本都在中组部、中宣部、团中央等政府部门工作,有些逐渐成为中高级领导。我想,父亲年轻时虽然与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军入党,投奔解放区,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,他的目标仅仅是救国救民。解放以后,他也始终关心政局,关心国家的发展,但从无参政从政的愿望。终其一生,他是一个努力用自己的学术研究贡献社会的学者。

北大还在沙滩时,家里有了我。不久院系调整,北大搬到燕园。有一段时间,父亲需要进城学习(当时人民大学在城里),为此买了辆匈牙利产的锰钢二手自行车,是倒蹬闸的。每天一早骑车进城上课,晚上从城里骑车回家,很是辛苦。父亲这辆车一直骑到“文革”。“文革”中不知什么原因,父亲把车送到海淀老虎洞卖了。刚到家就觉得后悔,马上返回,铺子里的人说车已经卖了。父亲后来一直耿耿于怀,认定是铺子里的人留下了车。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极少从事的经济活动,注定吃亏。

五十年代初的几年,父亲上学顾不了家。当时学校党员少,母亲还要兼任系里的行政工作,一天三段工作非常忙,喂完奶后就把我绑在儿童小车里。邻居历史系商鸿逵教授的太太不忍听我长时间啼哭,从窗户进去把我抱到商家。所以从小我就喊她商妈妈,喊商家的孩子为二哥、小三哥,跟商家一直很亲近。

田立︱回忆父亲田余庆先生

田余庆与夫人结婚照,摄于1950年。

我的母亲是湖北公安人。外公虽然是资本家,但也是开明士绅,他曾出钱兴办教育,至今受乡人好评。抗战时,外公出钱武装共产党游击队,游击队负责人也长期住在外公家。临近解放,外公从长期生活的汉口跑回家乡。乡下解放的第二天,外公就被农会抓起来。当时的湖北省委某负责人(当年住外公家的游击队政委)通过北大党委找到母亲,让她速回武汉跟他汇合后去公安解救。父亲怕已是预备党员的母亲犯错误,也随之赶去公安。待母亲和省里的人到公安后,农会已将外公枪毙。外婆几天内因悲伤惊吓而去世。上高中的舅舅和快要上中学的小姨被接到北京,由我父母抚养。两个刚刚工作的大学生,要养五口人,供两个中学生上学,可想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。但父亲对此从未有怨言。“文革”后,公安县曾派人来家里,跟母亲解释,说当时是农会的行为,一起死于乱枪的还有一位恰巧回乡省亲的香港海员,是香港地下党主要负责人。来人希望母亲提供外公生平资料,以便作为开明士绅和有贡献的人编入公安县志,但母亲认为人已死于非命,现在说什么都没意义,谢绝了。

父亲的性格内向,平时话很少。在我的记忆中,“文革”前,我跟父亲的沟通只在吃饭时。其余时间,父亲多不在家,就是在家,也是独自在书房兼卧室里,我们一般是不进去的。特别是当父亲第二天有课,晚饭后母亲总是叮嘱我们小声说话,或者允许我们下楼玩到睡觉。父亲常常开夜车备课到凌晨两三点。只要母亲主动让我们出去玩,我们就知道父亲第二天要上课。同是教师的母亲,备课似乎就没有那么郑重其事。

父亲对生活没什么要求,不会做家务,自理能力差。大家都知道,他一辈子是被母亲照顾、管理的。困难时期,凉台上养了只母鸡,偶尔下个蛋给孩子吃。有一天,母鸡两天多生不下来蛋,憋住了。父母急得不行,掰开鸡嘴喂药,不起作用,母鸡奄奄一息,只能忍痛杀掉。杀鸡前,他们研究了很久,做足准备,关上厨房门,不许我们进去。父亲抓住鸡脖子,母亲用刀割。鸡开始挣扎,父亲吓得松了手,流着血的鸡满厨房飞,吓得他们跑出厨房。母亲埋怨父亲不该松手,父亲抱怨母亲杀鸡哪能慢慢割?过了许久没动静了,我的好奇心压倒恐惧,开了一点点门缝看,找不到鸡了,满地满墙都是血。二公寓的灶台很大,后来在灶台的窟窿里发现死了的鸡,定是血尽而亡。之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收拾厨房。这成了我家的保留笑料。

田立︱回忆父亲田余庆先生

田余庆与长女,摄于1952年。

还有一件家里的趣事。大约是1964年,小学快毕业了,父亲带我去同仁医院配眼镜。回来时路过东来顺,父亲不智诺股票知怎么心血来潮领我进去。估计没点多少肉,因为我只记得烧饼和麻酱调料。结账时,收银员报出账单,父亲吓一跳,因为许久没下过馆子了,他对价钱的记忆还停留在很早以前。翻遍全身,根本凑不够钱。收银员叫来餐馆领导,领导看着尴尬的父亲,又看到从衣兜里掏出来放到桌上的东西中有北大校徽,估计眼前这人不是来蹭吃蹭喝的,客气地说,你留下坐车钱,差的钱尽快送来吧。第二天父亲去送钱,还特意写了封感谢信。那时真是民风淳朴,搁到现在,非把孩子扣下来,等拿钱来换。

父亲兴趣很少,唯有读书科研。但从解放后到八十年代初,完全没有做事的空间。接连的各种运动,不是参与就是挨整。1959年党内反右倾,父亲和历史系的汪篯教授是北大重点批判的白专典型,无休止的批判检讨,再批判再检讨,巨大的压力使他身体健康恶化,后来终于住院。他晚年最大的感慨是一辈子做学问的时间太少。

“文革”后期最令父亲烦恼的莫过于进入“梁效”。父亲对被学校派进“梁效”非常抵触。父亲告诉我,在“梁效”时要求自己署名写文章,他如何想办法股票的主力监控总览在哪里拖延,直到“梁效”撤销都没写出来。但“梁效”的经历给他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影响。前几天跟汪篯先生的公子聊天,他告诉我,那期间开过一次汪篯伯伯的追悼会,父亲没参加,第二天父亲专门到汪家解释,说不想见人。1977年高考,弟弟第一志愿报考清华,以他的成绩可以上清华的任何专业。由于当时“梁效”的审查尚未结束,清华不敢收。母亲去找清华,清华说,我们不收可以转到北大。母亲又去找北大,北大说若他报了北大,我们可以收,但他没报。北大清华推来推去。后来清华把弟弟的档案转到第二志愿学校北京钢院,钢院先说录取到师资班,后来在党委会上,有人提出这么好的成绩清华不收,我们也不能收。这个情况是住在中关园的北京钢院的副书记告诉母亲的。当时上大学是天大的事,父亲觉得自己影响了孩子,痛不欲生。还有个细节,1977年录取结束后,历史系曾经的学生胡德平(胡耀邦之子)听说了此事,托人转告父亲,若下次再遇到这类事,可以告诉他。1978年高考,弟弟干脆全部志愿只报北京大学,被生物系录取,父亲的心情才慢慢好起来。

父亲一生不愿也不善于从政,只想专心读书。八十年代初,周一良先生卸任历史系主任,让父亲接任,他起先推脱,后来系里和学校多次做工作,才勉强接任,说好只做一届。接任系主任后不久,他就出国了,整整一年待在国外。其实父亲做系主任只是象征性的,系里大量的行政工作由书记和副系主任们承担。系里和学校对他很宽容,知道他的兴趣不在于此,也就不再勉强了。

父亲真正有充裕时间安心做学问是在六十岁之后。他一生只写过两本书和一本论文集。第一本书《东晋门阀政治》1989年出版,那时他已年过六十五岁。前两天我跟这本书的责编联系,据她说,《东晋门阀政治》目前已经出到第五版,卖出近三十万册,现在每年能卖两万册左右,在个人学术著作中,算是很好的。这本书获得“第一届国家图书奖”。在前后获得的多个奖项中,父亲最看重“思勉原创奖”,因为没有官方色彩,完全是同行推荐同行评议。据说,在第一届“思勉原创奖”评选中,《东晋门阀政治》得票第一。

田立︱回忆父亲田余庆先生

《东晋门阀政治》,田余庆著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9年1月出版,362页,5.40元

可悲的是,他一辈子的成果得于晚年。从八十年代终于可以潜心自己所钟爱的事情开始,父亲很长时间是争分夺秒的工作状态,生活非常规律。每天七点起床,八点开始坐下来工作,直到十二点保姆叫他上桌吃饭。午睡后工作到晚饭。八十多岁之前,晚上还要工作一会儿,几十年如一日。母亲抱怨跟他聊天只有吃饭时间,而且吃饭时若他有问题正在思考,吃饭也是默默的。晚年他的精力不济,每天工作时间缩短,但还是保持上、下午都要工作一会儿的习惯,直到去世的前一天。父亲是凌晨在家里突然去世的,我们都在忙乱中,他的学生陈爽先股票的赎回是什么意是生拍摄了他的书房照片,显示前一天父亲还在工作,书桌上摊开着前一天还在看的书和做的笔记。

田立︱回忆父亲田余庆先生

1992年3月,与刘凤翥(左一)、邓广铭(左三)、邓小南(左二)在朗润园。右一开怀大笑者为田余庆。

人老了,很怕孤独。晚年父亲非常愿意跟我聊天。每次回家,父亲不管是看书、写东西或者看报,都马上放下手里的活,跟我坐到沙发上聊天,一聊就是两个多钟头。每次我要走,他都表现得意犹未尽。父亲跟我的聊天,每每都离不开时政和他的学生,好像永远只有这两个话题。前者往往充满愤怒、悲悯、忧患情绪;后者则充满关爱和自豪。我一直觉得,父亲非常爱学生,这种爱有时甚至超过对子女的爱。父亲真心期待学生能超过他。有时候高兴地跟我谈起哪位学生出了什么书,哪位学生超过了他,全然不顾是在对牛弹琴。有的后辈对他的书提出商榷,他非常欣喜。去世的那周,我回家,他顾不上聊天,说要准备一下,有位学生对他的书有些新的想法,要约他来家里谈。

父亲晚年最享受的时光就是有人来家里聊天。其中既有他自己的学生,也有在北大期间未上过他的课的学生;还有些是校外同领域的后辈同仁,甚至学生的学生,大家都尊他为师。他们相约岔开时间,以保证每一二周都有人来看望他,陪他聊天。我常想,他们来与父亲聊天应该并不认为是尽义务,是负担,而是非常乐于做的事,才能持续那么久。这种情况贯穿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,直到他去世的三天前。每次我回家,他都告诉我这周谁和谁来过了,谁谁约好要来。这些预约都记在台历上,当成最重要的事情。父亲是退休几十年的人,大家还这么惦记他,这份情谊令人感动,这种精神慰藉是我们子女没办法做到的。为此,我一直想要表达对他的学生阎步克、罗新等诸位教授的感谢!是大家使我父亲有幸福、愉快的晚年!也因为如此,直到去世,他的思想一直活跃,这是我们最高兴看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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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八十八岁生日时与学生在家中合影。右起:罗新、田余庆、阎步克、陈勇。

曾经看到历史所胡宝国先生的文章,想引用其中一段话作为结束:“以田先生的学术成绩、学术地位,他本可以活得很热闹。但事实上,在热闹的场合是见不到他的身影的。他一直非常低调。在这个浮躁的年代,低调是一种高尚品格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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